来源：《城市交通》2020年第5期
1. 研究通勤交通与职住关系的重要性
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
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突破60%。提升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建设“美丽城市”成为城市工作的重点。通勤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影响着城市的宜居性。职住关系是城市空间的核心功能之一，决定了城市结构、空间绩效和运行成本。
通勤特征是城市体检关注的重要主题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中心空心化、城市外围卧城化带来大量长距离通勤和钟摆式交通，是交通拥堵、尾气污染等城市病的根源。对于超大和特大城市，不应过度强调局部职住平衡，关键在于改善职住空间的就业可达性，构建适用于多中心城市结构的交通设施供给和通勤组织模式。
通勤匹配是轨道交通与城市良性互动的关键
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格局演变起到了重要的骨架作用，有效提升了城市的就业可达性，拉近新城与中心城区的联系。增量提效的新区TOD廊道、存量提质的旧城枢纽地区改造、城际线与郊区线引领的小镇建设以及周边以完善生活服务配套为重点的社区生活圈构建，是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良性互动的重要模式。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的带动效益和通勤活动密不可分，当前一些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强度偏低，正是由于轨道交通布局与通勤需求存在空间错位。关注城市通勤与轨道交通的匹配关系、确保通勤联系与轨道交通走向相契合、通勤距离与轨道交通制式相匹配、车站周边适度高强度开发以及合理的居住配置，是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与功能布局引领作用的关键。
通勤健康是城市风险不可忽视的环节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是全球社会的共识，建设更安全、更健康、更宜居的城市是时代的要求。
工作日平均通勤时间等指标已纳入《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2. 城市通勤画像的六个维度
通勤范围，空间匹配，通勤距离，幸福通勤，公交服务，轨道覆盖
3. 职住分离度指标的内涵和统计特征
结论：该指标与城市规模相关性不显著，受职住聚集分布格局等因素影响较大，该指标见效对食纪通勤距离的缩短有积极意义。
3.1 定义
职住分离度是指不考虑就业差异与人的选择，在既有职住分布状态下通过交换就业地，理论上能够实现的最小通勤距离。
3.2 统计特征
35个大城市职住分离度均值为3.57km，最小指标超过2km，表明即使在理想状态下，既有的大量职住分布仍无法在2km尺度内实现均衡匹配。
与城市规模
未出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
与实际通勤分布
实际通勤分布受土地开发政策、产业发展、居民收入、交通系统可达性等因素影响，与职住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错位。职住空间分布越均衡，越容易引导产生短距离的通勤活动，进而有利于缩短整体平均通勤距离。
与职住聚集格局
职住分离度在3.0以下的城市分为两类：中心集中类（居住热点和就业中心均集中在城区中心15km半径范围内，该圈层通勤人口规模占通勤总量的80%以上，eg厦门、福州、深圳、南宁）；组团均衡类（内部的多个就业中心在空间上分布相对离散，但围绕各中心均分布有居住热点区与之匹配，形成多组团的职住均衡，eg大连、宁波）。
职住分离度交大的城市，部分仅在分圈层的通勤人口结构上就体现出空间匹配度较低的职住分布格局，eg北京。
3.3 过剩通勤系数
过剩通勤系数=实际通勤距离−职住分离度食纪通勤距离×100%
错位型城市
职住分离度低，但是过剩通勤系数高。9座城市均呈现组团型或团块型分布。
产生原因：原计划经济单位社区打破、新城引入产业差异、新城环境与配套、旧城改造拆迁安置、房价、学区房等。
固偏型城市
带型城市更易在发展主轴上采取职住分离式布局。
产生原因：单一类型功能区空间集聚。
3.4 优化对策
就近安居
关注目标空间单元的住房供应结构及服务对象，指定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政策。鼓励就业主导的空间单元诶有钱开发与就业人群需求和购买力相符合的住宅项目。打造“15min社区生活圈”提高居民的选择意愿和入住满意度。
职住梯度布局
可沿公共交通廊道间隔布置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在廊道上平衡职住关系，形成职住梯度临近分布格局。
交通服务差别化
通过提高长距离跨区通勤成本引导城市之主活动在分区内进行，以交通供给侧改革促进职住空间选择更加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