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文雅、非常富有忍耐性，极为聪慧、机敏。
周的家庭长辈们是一些有修养的、遭受了艰难时世磨炼的绅士。
养母是淮安陈氏家族中最了不起的妇女，她有自信心，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社会良知。周深受这位妇女的影响，以至于在其后来的生活中，他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正如他曾用此来称呼他的生母。
尽管周的那些亲属关系不断地从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小家庭转变到另一个小家庭里，但他始终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
正像周恩来仅仅不到1岁时就“失去”了养父一样，当他现在才10岁时又失去了两个母亲，因为他的养母在他的生母去世后不久也离开了人间。
他从生母那儿继承的是身体方面的东西，而从养母那里继承的则是文化修养方面的东西。
而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反复使用了这一战术，与那些受欺负的人结成朋友，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条联合战线，以反对那些横行霸道的家伙。
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的是，他似乎确定知道自己想学点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学。他在家坚持广泛阅读历史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
他的身边现在都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男性长辈。
梁启超以激昂的情绪抨击了当时的那些非正义、不平等的现象。
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无论是冬夏，我们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的骨骼长得更大了，也锻炼了我的肠胃，这就使我的身体能够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一种“中国的南方人独特的灵活性与北方的勇猛相融合的保持平衡的混合物”
周当场悄悄地发誓，要报仇雪耻。在13岁那年，他已经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了。
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当中华在全世界飞腾之日，希望我们能再度相会。
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对他们再也不能认识到的易于变化的世界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周抑制着从小以来就怀藏的怒气，心中燃烧着已经成熟了的改造社会的激情，并认为如果必要的话还可通过暴力来改变它。
南开在对待学生及其观点方面，采取的是自由甚至是民主的做法。然而，该校的学术标准是很高的，考试往往是很难对付的。
在南开中学上学期间，对周的进步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学生，而是校长张伯苓博士。这位杰出的现代教育家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周产生了兴趣。
为了使所有的事业都获得成功，他通常在其他同学都入睡后，继续工作到深夜。
我在南开中学上学的最后两年期间，没有从家里得到过帮助。我靠奖学金生活，而这奖学金是我作为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获得的。
他长得如此潇洒，以至于他可能成为电影明星，用他的表演技巧和兴趣使他向那方面发展。
演员终究没有资格参加行政公务的考试，而行政公务却是通向社会名望之门。
在后来作为政治家的生涯中，他运用这些舞台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开展辩论的艺术是绝妙的，”
1914年年初，周和两个朋友建立了一个课外学习的新社团。
他常常一大早就起来跑步，下课后做些体育锻炼。
使老师们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文是一气呵成的，从来不为打草稿所烦恼。
为了掌握演讲艺术，周在自己创建的乐群会里进行练习。
日本是亚洲地区唯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现在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仍得到了一个许多中国学生称之为教母的日本妇女的帮助。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巨大，把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给了一个软弱贫困四分五裂的中国。
周很少去上课，而把时间主要花在政治会议上和附近的一家革命杂志的编辑室里。
和在东京一样，周在这里实际上没有进入大学。
而周却相信只有对中国人的头脑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才能使中国发生必要的变化。
诗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给世界革命带来了光芒，抒发了自己发现马克思主义后的喜悦心情。这就是第一首诗中所写到的“一线阳光”穿云出。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但是，这些诗的实质是写日本政治的反动，写大自然的纯净与肮脏的人类制度之间的对比。
周旅居在亚洲当时唯一的认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里，然而令人惊奇的却是他什么都没有学到。他能带走的东西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记忆和在河上肇博士创办的杂志中所了解到的对他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他不介入权力之争，平等待人、热情善良，他善于迅速处理各种事情，如立刻看完交给他审阅的稿件而不是把它们搁置一边。
他们认为法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自由和最繁荣的国家。
一个中国人在法国阅读被翻译成英文的德国人写的著作—这的确让人感到战后的世界是令人振奋的！
他写的文章生动活泼，文笔流畅，笔锋辛辣尖锐。
50年后，他的一位房东老太太仍记得每逢圣诞节周都要给她送来鲜花。
很少有人去问无产阶级是否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也很少有人对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的纲领的可行性产生疑问。
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
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现在他却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去。
聂本人后来成为中国核工程的组织者。
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经历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这些人虽然不像别的团伙那样来往密切，但所谓的“法国帮”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着影响作用。
“在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胡志明已经是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我的兄长。”
新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1924年至1925年，胡志明也在广州，真可称为人才荟萃。
一方面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要秘密保留他们的权力，以便在第一次革命之后进行第二次革命。
一位年轻的，但很有头脑和才干的领导者，在革命活动中立场坚定、目标明确。
（和邓颖超）宣布了他们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她被中国一个传记作者描述成来自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
她聪颖，但并非出类拔萃；她活跃，善于雄辩又具有直率开朗的性格。
为了反抗日本，我们必须学习日语。
邓相貌一般，所以周“很明显看中的是她内在的东西而并非其外表”
她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在表达其思想时又不受感情所左右；她有礼貌、和蔼可亲；
周通过一次巧妙的演说，击败了自己的批评者。
当蒋介石在所谓的“中山舰事件”中突然把枪口掉向左派力量时，所有这些疑团都解开了。
他和毛泽东当时都在广州，他们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
周承担了这一过失，从而减少了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损失。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和其共产主义盟友的第一次公开决裂。
中国革命中的两派力量都希望北伐胜利。因为，不击败势力强大的北方军阀，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统治南方共和政府，都是不可靠的。
对周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他迫不得已地终日同那些对他失去敬意的两派人士打交道。
第一次考验了周的忍耐力，也显示出了他应付局势的才能。
蒋想一举全歼对他有威胁的共产党。于是，开始了血腥镇压。5000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
一位目击者说：“头颅滚动，犹如成熟的李子，充满沟渠。疲惫不堪的刽子手们挥动着大刀，拉布风扇的人在一旁一下一下地为他们扇风。”
蒋悬赏两万大洋捉拿或杀死周恩来。
陈独秀批评周没能说服工人解除武装，结果才使蒋的部队找到了残杀他们的借口。然而，周回答说，共产党不是要过早地放下武装，而是应该加强军事力量。
国民党来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对待共产党人，他们毫不留情，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处决。同情共产党的嫌疑工人也格杀勿论。许多人被扔进了火车炉里。
当汪精卫在武汉领导着势单力薄的左派时，蒋则以南京为基地，留在那里统率着装备精良的右翼部队。
周恩来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夸夸其谈。他夜以继日地冷静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对种种非难漠然视之。
于是，8月1日凌晨1点，发出了决定命运的起义信号。
共产党在南昌变得成熟了，因此8月1日被中共确定为红军诞辰日，并受到纪念。
与李的狂妄自大相反，周既不热衷于个人势力，也不看重荣誉。他关心的是所能做的事。
周的温和做法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之免遭毁灭。
周同各派之间的关系之广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能够充当各派间的调解人和平衡器，而不是通过在重大争论中运用种种压制手段来获得个人领导权。
（毛泽东说）宁都会议期间，我的批评者们都想开除我，但是周……不同意。
1935年1月召开的这一遵义会议成了当代共产主义史上最有争议的会议之一。会上，毛成功地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人，是会受到大家钦佩的。
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战斗失利时把指挥权交给自己的主要批评者，这种做法不失为一个良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他劝东北军的军官们利用这一机会迫使蒋接受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的条件。处死他不但制止不了内战，反而会使战事扩大，进而帮助日本。所以，应把他争取过来，结成统一战线。
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毅然飞到西安。“你怎么来了？”蒋问她，“你知道，这里是一个死亡的陷阱。”但她并没因此而丧失勇气。
毛泽东把他的全部想法和意图都告诉周恩来，而周则在外边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转变成行动。
在周手下工作的诗人郭沫若说：“他处理问题的速度像闪电一般，极为迅速。”
他身在虎穴，但泰然自若。
许多共产党人是带着一种要争吵的架势来到谈判桌的，但周却保持着一种适当的理智。
周在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人的情感，尽管真诚，但也无法弥合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向蒋提出抗议之后，延安的中共中央担心周在重庆不安全，来电报要他回延安。但是周恩来回电说，他要在重庆坚持斗争下去。延安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他给人一种“聪明、自信、脚踏实地和克己自制的印象”。
在这布满地雷的区域里，他每挪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
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犯过的错误，并把所有这些问题毫不犹豫地交给毛处理。他清楚地知道应在什么时候退让和怎样退让。
要像你父亲那样勇敢，你必须学会与困难和危险作斗争。
在近30年的斗争中，由于反动派的镇压和内部各种矛盾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几次面临崩溃的边缘。
要把中国社会从迷信精英统治转变为真正的社会民主。
周知道不仅要争取激进主义的支持，而且要争取自由派知名人士的支持。
如果美国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新中国，共产党政府将舍弃一切，“包括手纸和冰淇淋”，直至把他们赶出中国。周清楚他的敌人的弱点。
今后26年里，周恩来将生活在北京，处理一些棘手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仅是四处奔波，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他为这一非凡的目标而执著地工作着，并因此而闻名于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乡村和世界各大洲。
他使对立双方互为妥协的技巧为他赢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誉来形容—“太和首揆”的绰号。
作为总理，周恩来的日常工作是连续不断地办公，其间穿插着各种会议。除因少有的两三次疾病或操劳过度而短期间断外，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
为了遵循政治有赖于意见一致的这一中国传统，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征求并左右各种不同的观点。
对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周恩来会说，他承担大量日常工作是应该的，这可以给毛主席留出时间来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
常常每天工作20小时。
周恩来不但没有被这种日常工作压垮，反而保持着活力。
他目光炯炯，闪烁迅速。眼睛是他最令人惊异的特征。每个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
他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源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如果继续使用，这根房梁肯定还会支撑几年。
他在花钱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
身为总理，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许多低级官员却忽视这些方面。
他秉公行事，甚至在支付因公购买的物品和所需服务项目时，他都公私分明。
即要打破旧的高人一等的政体模式。
中国社会顽固地抵制这种改革。周恩来的许多努力都成了过眼烟云。
他是党内同志中唯一尽力尝试将平等主义带到中国上层生活里来的人，这就是他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人喜爱与尊敬的原因。
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不会放弃打乒乓球。
我也是人，我妻子总嘱咐我不要多喝。但是我必须把它作为我的部分工作来做。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到盥洗室去，把手插进喉咙里，让它吐出来，然后我带着一杯水出来，像以前那样继续碰杯。
喝茅台的诀窍是像喝伏特加那样将它一饮而尽，不要让它沾到舌头和嘴唇上。
妇女权利是周恩来热忱改革的对象之一。妇女权利是周恩来领导下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之一。
他目光敏锐，酷爱整洁。
他性格多变、行动果断、从不拖拉。
周恩来的同事们希望早点给中国带来一个太平盛世，但这一愿望在初期就由于外部干扰而破灭了。
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和极度的官僚主义行为。
但他们会谈的最著名成果是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言。几十年来，五项原则成为所有那些既不同美国结盟也不与苏联结盟的国家的宣言。
日内瓦协议是对和平的重大贡献，它缓和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促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
西方殖民主义者与西方军事条约是对亚洲与非洲新兴国家独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威胁。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中国人遭受过苦难，仍然落后贫穷，他们不希望战争，但并不对它感到害怕。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国家所必要的国防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重新建设的成果。
他在日内瓦与万隆会议上接连震撼了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
他在分析中具体说明了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进步需要使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在工作中感到心情自由舒畅。
周全然不关心任何物质享受。
好的方式方法应该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开发”。
周终生坚持中国公民与海外华侨之间的这一明确界线。
“周……将找到一条整顿混乱局面的道路。他向来如此。”
1960年年初，愤怒的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了全部苏联技术专家。本已虚弱不堪的中国经济更加削弱了。
尽管中国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它不会被吓倒，也不会被征服。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失败的人，终有一天会吃惊的
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要教育群众，使他们达到一个公平社会的道德水平所要求的高度。
可周恩来的力量就在于他是毛泽东的副手中唯一能够习惯性地避免对这类挫折作出反应的人。
暴力手段进行斗争仅仅触及人的肉体，而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触及人的灵魂。
成百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本人是这个巨大的国家里唯一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的人
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带有普通人的那种冲动和即兴创作方面的天才；一个则是沉迷于计划，像清教徒一样律己的人。
然而，这种不昧良心的戏剧性行为不是中国政治的传统。
另一种可能是继续假装支持这场运动，同时努力控制它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恩来选择的道路。
在那种时候，个人将不得不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进退”。
邓小平评价说，周恩来有时被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是为了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
另一张题目为“谁反对周恩来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这使他更容易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把握事物的细节以及对政策进行具体落实。
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伏它。
周恩来天生不愿意追求显赫的地位。
在精神上，我永远年轻，但是我的精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变得越来越衰弱了。
优雅而轻松的举止和似乎不费力就能抓住事物本质的技巧。
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他的谈话轻松自如，但细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极为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在了他的身上。
你能这样设想一下吗？苏联军队直插黄河北岸，美国人打到长江南岸（可能从台湾或印度支那出发），同时，日本侵入并占领山东的青岛，印度也参加进来并占领西藏。”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同时迎击四面来犯之敌。
这次会面给基辛格以深刻印象的是周恩来具有抓住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同寻常的能力。
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
有一次，他对一位美国朋友说：“中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要想接近美国的物质标准，我们却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一代人肯定看不到这一天了。甚至有可能要几个世纪才能看到。”
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某些事本可以完成却没有完成。
进一步把中国引向下一发展阶段的新的政府机器的最后一次机会。
然而，周恩来决定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再作最后一次拼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于1975年1月中旬开幕，这是周恩来为排除“四人帮”急不可待而又带有破坏性的干扰。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
他接着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就是以后中国一直牵肠挂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
即周恩来无疑是对毛泽东心血来潮的理想主义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亲切感，这种理想主义毕竟在它的光辉时刻曾激励过周恩来本人。
最后的行动是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向中国的江河湖海
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山河中。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拥有全中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都是他的坟。
他曾说过，交朋友是为了孤立敌人。
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代表。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后者的地位都是短命的
此外，他还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愿搞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须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争。
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在政策决定之前他是顾问，在政策制定之后他又是政策执行人，这两个角色都起着“公仆的作用”。
但这些不同意见只涉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大家都同意的目标的手段和速度问题，而不涉及共产主义本身这个心愿。
然而，周恩来没有在这不可避免的挫折面前撒手不管或是作出过激的反应。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坚守他的阵地，为使共产党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提供唯一的一股主要动力。
周恩来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通人性而耐心思考的靠自己站起来的中国。
这不是共产主义，这只是一个壮观的带有孩子气的梦幻。
只有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别的人只不过是在玩弄空头政治，而这是他所不擅长的。
他留下了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人来实现他的两个理想——使中国现代化和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的角色。
对他身后的中国，我们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