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汉代的中央政府

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

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汉代中央政府的皇权与相权划分是非常清晰的。皇权代表了一国统一之象征，相权负责国家实际的运转。

当时皇帝、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而两边的组织大小不同。

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这真是皇宫里的秘书了。

说到宰相的秘书处，共有十三个部门，即是当时所谓的“十三曹”，

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他是副丞相。

事情管得好与坏，责任在宰相，皇帝可以不负责任。

那时凡具“中”字的官，都指是驻在皇宫的。皇室的一切事，照例都归御史中丞管。那时，皇帝有什么事，交代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

这样皇室和宰相之间就有所沟通，并且皇帝的日常行为也被宰相所牵制，同时也顾全了皇室的面子。

汉代的九卿，那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太常：在秦代叫“奉常”。这个“常”字，本当作“尝”，他是管祭祀祖先鬼神的；兼管教育，因为古代学术都是在宗庙的。“光禄”与“勋”是古今语，都指门房言。光禄勋原是皇帝的总门房，现在皇宫里一切侍卫都要他管。当时凡属军事方面的官都称“尉”。太仆：犹之皇帝的车夫，因管车马，所以国家一切武装，他也连带管了。廷尉：是掌法的。大鸿胪：一直相沿到清代，就等于外交部。宗正：是管皇帝的家族，其同姓本家及异姓亲戚的。大司农和少府，都是管财政经济的。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

当时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鲜明划分的。

这九卿，全都隶属于宰相。

原先宰相是这个家庭的管家，现在则是这个政府的领袖。

这便是家国天下的由来。原来是一个贵族之家，后来成为一国，家庭管家便成为了政府领袖。

皇位继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

皇帝是政府的一部分，就像一个职业一样。

汉代的地方政府

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

汉代郡长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

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这又是汉制和后来极大的不同。

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

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地方实际行政责任，是由太守负责的。政府派刺史来调查，不过当一个耳目。这些刺史，上属于御史丞。

汉代中央对地方有监管，但不是集权式监管，而更多的是放权。

汉代的人才选拔

要到汉武帝以后，才渐趋于定型。那时已有了太学，有如现在的国立大学。

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

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

补郎与补吏，是太学生毕业后应有的待遇。

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做“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

现在公务员考申论，里面也考策问、对策。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

就像现在的：急缺专业选调生。

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

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身。

就像现在公务员也分流品。

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

这一制度，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

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汉代的经济制度

汉代对于“轻徭薄赋”这一理想算是做到了。

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他可自由使用，也可自由出卖。遇到经济困乏，田地可以买卖，就形成了兼并。

土地私有制的后果便是土地兼并，形成地主阶级，贫乏差距越来越大。

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分毫的好处。

自由买卖下的大地主，并不即是封建贵族。封建是政治性的，而此刻的地主，则由经济条件而形成。

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歆羡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得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

当时凡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

汉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把其所有权收回，让政府派官吏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所首先创始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

汉代就有了国有企业原型啊！

当然民间主张开放，政府主张国营。

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田亩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

汉代的军队制度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

太守是地方行政长官，都尉是地方军事首领。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

中央有南北军，边疆有戍卒，地方上有国民兵，国家一旦有事，这三种军队都可以调用。

汉代的奴隶特别多。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

评价

唐代的中央政府

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

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此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而监察权还并不在内。中书省首长为中书令，门下省主管长官为侍中，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

到唐代，才又把以前宰相职权正式分配给三省。换言之，亦即是把以前皇室滥用之权重交还政府。

中书主发令。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唐代政府定旨出命之权，实操于中书省。皇帝只同意画敕而止。

门下省主管长官侍中及副长官侍郎接获此项诏书后，即加予覆核。这是对此项命令之再审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意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还中书省重拟之意。门下省所掌是一种副署权。

诏敕自中书定旨、门下覆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

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

唐人目光中，须中书、门下始称真宰相。

唐太宗在未登极前，曾做过尚书令。

唐制除三省长官外，也有其他较低级官员而得附“参知机务”或“同三品平章事”等职衔的；如是则此人亦得参与政事堂会议。此等人必是官位虽低而早负时望的，始得加此职衔。

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政事堂。

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中书省武则天改称“凤阁”，门下省武则天改称“鸾台”。

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皇权、相权绝不分别，一切全由皇帝专制。我们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

开会时有一主席，称为“执笔”。讨论结果，由他综合纪录，等于现在之书记长。大家的意见，不仅由他综合纪录，而且最后文字决定之权亦在他。这是唐代宰相一职，在采用委员制中的“首席”来代替领袖制的一种运用与安排。

“书记”原来是这么来的。

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主管人事及任用之权。户部：掌管民政、户口等事。

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由《周礼》而演进到《唐六典》，这一步骤，也可认为是中国政治历史上一极大的进步。

唐代的地方政府

唐代已渐渐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唐之“州”与汉“郡”是平等的。州设刺史。唐刺史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唐代地方长官，其职权比重，较之汉代差逊甚远。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

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之机构，不属于三省。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中央方面最要者为监察尚书省内之六部，中书、门下两省则不在监察之列。

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了。

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

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于是便形成为“藩镇”。

其先是想中央集权，由中央指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反而由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地方垮台了，中央那能单独存在！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

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

唐代的人才选拔

唐代的科举，其实还是由汉代的选举制演变，而我们此刻则称之为“考试制”。

（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让各地大小中正，各就所知，把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分别记入。

于是做官的也各务奔竞，袭取社会名誉，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也无法奈何他。

人事权完全独立也不全是好事。

工商人是专为私家谋利的，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

当官者不得从商。

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

才学和干练不是一回事。

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

而全国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

导致政府臃肿低效。

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

唐代的经济制度

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

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仍缴还政府；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这。均田是郡县制度下的井田，而井田则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

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

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普遍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

统计上的困难

此项制度，其用意颇有些近似现代所谓的“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的产生

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如是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

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

唐代的军事制度

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亦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所以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并非“全农皆兵”。

至于军官呢？在中央直辖有十六个卫，每个卫都有一个名称，各卫都设有大将军。有事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逮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

兵权与将权相分离。战区主战，兵种主建。

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

武官的勋名被人看不起，军人的地位也就堕落了。

后方兵源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

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

评价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歆羡的朝代或时期了。

宋代的中央政府

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掣肘，都分割了，这显见是相权之低落。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

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

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

谏官的演变：

（汉代）光禄勋乃九卿之一，隶属于宰相；则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唐代，此种谏官，都属于门下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要讲的话，却由他们口里讲了。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唐代的台官，虽说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御史监察权在唐代已离相权而独立，但谏诤权则仍在宰相之手。（宋代）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皇帝加上宰相，依然无办法，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

宋代的地方政府

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则全部解中央，地方更无存储。

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

宋代的经济制度

但王荆公的免役法，则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

宋代的军事制度

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因此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

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

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

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

宋代若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的以攻为守；先要大大的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

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

评价

幸而还是宋代特别重视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

明代的中央政府

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宋以前并不是由皇帝独裁专制的。明清才是。

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

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明朝是中国政治大大的倒退。

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

武官则有大都督。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这好像现在西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

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

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却实在要不得。

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

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

明代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

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筑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的。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的。唐代则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善。

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

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

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

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

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

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以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他服事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那有工夫去亲民。

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

明代的人才选拔

进士VS.胥吏，流品之分

迨到明成祖时，便规定胥吏不能当御史。这就规定公务员不能做检察官，又胥吏不准考进士。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胥吏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胥吏流品虽低，但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

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仍走不出胥吏之奔流。

而明代风尚，则极看重进士与翰林，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

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浊流，沉淀在下面，永远不超生。

将来定获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休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

翰林制度

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不能培植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

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

（讲八股文）正因为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问题。

明代的经济制度

所谓“一条鞭”，是把民间差役杂项，一并归入田赋项下，记亩征银，以求手续之渐变。

关于主权的分析

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职责”。“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东西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歧异。

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神权、王权、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的。

所以王权政治，或者把权分掌在贵族，或者把此权分掌在军人。

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手里。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

所谓“部落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

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单弱要真待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的。

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全国的读书人，由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

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

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政府主权该何属。

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和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始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

清代的中央政府

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个大臣里挑选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

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它旁人都不知道。

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集团。

清制有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

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治；而这种军事统治，有完全是一种部族统治；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在这种私制度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

清代的人才选拔

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靡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绝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的考试制度同类相视。

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再下始轮到中国人。

关于帝国

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把国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本国，一部分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

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清代政治的垮台

太平天国是失败了，而满清政权，也就从此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了湘军与淮军。

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绝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

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的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切特权。

康有为主张要变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

孙中山先生认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事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若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

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