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评述》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
农业时代的古老观点，但现在读到仍然脊背发凉。精英阶层（地主阶层）为了解决人口过剩，会不会主动发起战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
中国的城镇化似乎也符合这个规律。
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
（工业革命初期）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
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
除非通过战争对财富重新洗牌。
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结论非常清楚：即使他在班里名列前茅，历经许多委曲求全，很快进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他依然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没有指望真正成为大富大贵。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法国，靠继承财富及其收入而获得的舒适水平，只靠工作和学习的确达不到。
资本回报高于劳动报酬。
“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并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
收入一直可以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大。
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如果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想办法获得较高的收益率，而中等财富只获得适当的收益，那么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可能大于资本不平等本身。这一机制会成为不平等的强大乘数。
虽然劳动收入不平等有时被（不正确地）视为温和不平等，不再会激起冲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资本所有权分配相比较的结果，而后者在每个地方都是极端不平等的。
私人财富可以划分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商业资产。但在财富层级中越高，房地产的重要性则急剧下降。在最上层1%中，金融和商业资产明显超过房地产。房产是中产阶级和小康阶级最喜欢的投资形式，但真正的财富总是主要由金融和商业资产构成。
这种极端不平等能不能持续，不仅取决于镇压机关的有效性，也可能首先取决于辩护机关的有效性。如果不平等被视为合理（比如说这是因为富人比穷人工作更勤奋、更高效，或者说因为阻止富人挣得多必然会伤害社会上的穷人），那么收入集中度极有可能会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非常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一个“超级精英社会”的结果。人们也可以称之为“超级明星社会”。换言之，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是收入层级顶端是非常高的劳动收入而非继承财富收入。
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世界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如果是这种情况，未来将出现一个新的不平等世界，比以前的任何社会都更极端。
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发生实质停滞。
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以前的土地变成了如今的工业资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
在所有社会中，财富积累途径有二：通过工作或继承遗产。至少与上一代人相比，来自父母的赠予对当前年轻一代人来说更加重要。当前资本/收入比似乎正在恢复到一战前欧洲“美好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在世的人之间的相互馈赠日益重要，部分抵消了老龄化效应，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尽管继承期向后推，但所继承的财产额也在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重新创造财富的热潮。所有财富都在1914～1945年间承受了多次冲击，包括房产毁灭、恶性通胀、企业破产以及强制征用等等，因此资本/收入比就出现了迅速下降。那些在战乱中无所失去的年轻群体反而在战后迅速崛起。两次世界大战确实是在20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重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过渡阶段，而不是代表人们所想象的结构性变化。
在给定的储蓄结构条件下，随着资本回报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财富积累过程会逐渐加速并变得更加不公平。
沙特阿拉伯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给为其提供军事保护的美国提供低息贷款。
主权财富基金或至少是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不仅会将投资所得用于再投资，而且还会接受来自石油销售的源源不断的投入。
复利效应
与其投资国外而让外国政府将来没收资产，还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
所以中东国家到处是奢靡之风，享乐之风。
知识和生产技术的传播起到了基础性的平等化作用：一旦当后发展国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也就不会再高速发展。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率不会再恢复到两位数。
最大的危险还是在于国内寡头的崛起，即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资产将集中在国内富豪手里，甚至更进一步，包括中国和石油出口国在内的国家的资产也越来越被掌握在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手里。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未来几十年的资本回报率将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再考虑初始财富越大回报就越高的效应，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这种分化现象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
为何资本回报率会这么高？国际头寸增加，资本的供应增加，为何资本的价格不下降呢？
《福布斯》排行榜中最令人惊奇的现象之一就是，无论财富来源于继承还是创业，一旦财富超过了某个规模门槛，那么就会以极高的速度增长，而不论财富的拥有者是否还在继续工作。一旦当财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门槛后，资产组合管理和风险调整机会就可形成规模效应而产生优势，同时资本所产生的全部回报几乎都能用于再投资。
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在资本积累中失效。
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才能的问题。原因在于，继承财富的回报率通常仅仅是因为财富初始体量庞大就会变得很高。
以“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代表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初始财富造成的资本回报差距将会导致资本的过度和持续集中：无论初始的财富差距是否合理，财富会自我生长并自我膨胀，会超越一切合理界限以及社会效用角度上的任何合理解释。
每年征收累进财富税。这样的财富税是通过民主手段控制这种财富爆炸性自我膨胀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又可继续保持社会上的创业活力和国际经济开放程度。
赤裸裸的财富窃取是罕见的，当然也很少有财富是完全合理的。
“剥削”越来越隐形，但并不是“剥削”越来越少。
大部分崇尚精英主义的人都认为巨额薪水差距是正当的，因为由薪水造成的贫富差距据说要比由继承财富造成的差距更具合理性。
未来的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其实这种说法并无道理）。
从前以财富层次划分的社会变成了按劳动和人力资本分层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庞大食利者变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至尾都在强调的，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不平等。
但如果这些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放缓（预计在21世纪就会出现这种状况），那么与低增长发达国家的情况类似，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将大大提升，
（最早的）财产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要求财产登记来保障产权，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
累进税制主要以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的形式到来。
资本税是一个新想法，需要适应于21世纪的全球化世袭资本主义。税收设计者必须考虑何种税收安排是合适的，应税资产的价值该如何评估，以及关于资产所有者的信息应该如何被银行自动提供和在国际范围内共享，以便税务机构不需要依赖纳税人自我申报财产持有情况。
那次危机也鼓励一些国家积累额外的外汇储备。这可能不是对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最佳反应，但是它有如下优势：单个国家在不丧失主权的情况下即可应付经济冲击。
资本管制是管理和遏制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方法。
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入流出，降低了资产的变现能力，从而降低了资产的公允价值。
书评
《21世纪资本论》在几年之前就早有耳闻，被誉为“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由于原著篇幅很长，太过专业，正好看到亚马逊中有这个精度本，所以想通过精度本了解书中大概内容。篇幅很短，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就读完了。
这本书抓住了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经济成果（即财富）应当如何分配”。这个问题曾在19世纪引起经济学家重视，但在世界大战爆发后逐渐沉寂。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21世纪，这个问题又重要起来。作者认为，与其讨论贫富差距的规模，不如讨论贫富差距的结构，前者更多是社会学问题，后者更多是经济学问题。
作者将收入分成两大类：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其不平等性也就分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其中资产的主要形式是房地产和金融资产，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
- 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速，即靠资本利得的人不用工作就比劳动的人收入更多；
- 以遗产和馈赠为继承财富表现形式的资本不平等，即“拼爹”；
- 具有更多资本的人，其资本报酬率也更高，其复利效应更明显；原因有二：
- 其可以充分利用资产风险组合来达到最优资产配置；
- 其资本利得的极少部分就能让其过上奢侈生活，而大部分重新投入资本市场，产生复利效应；
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性是与经济增速呈反比。例如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其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性更大，财富更向老年人聚集；以2001~2010年的中国和现在的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其资本利得增速小于经济增长速度，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挣得比过去积累更多的财富。但随着新兴经济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其增速必然放缓，也必然会向资本收入不平等性加剧而演变。
能够打破资本收入不平等性规律的是战争。因为战争能够让很多积累的财富消失，从而在战争后开启一个“重新造富”的年代，人们更多通过劳动和技术来获得财富。战争让财富的积累重新洗牌。
与资本收入不平等相对应的是劳动收入不平等。因为其具有更多可解释性（例如受教育程度、意志品质、创新精神），其能更多地被大众接受，也更容易被忽略。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是产生了广大的中产阶级，这对于稀释少部分极富有者的财富比例有所贡献，但有了更多的“食利者”。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会产生原始资本积累的不平等，从而产生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所以两种不平等叠加在一起，会产生马太效应——富者愈富，穷者俞穷。
对于两种不平等性，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法是：累进税率制。对于资产征收累进税率的资产税；对于劳动收入，争取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同时考虑进行资本管制，限制资本的流动性。
但作者（至少在精选本中）没有解释清楚一个问题：为何资本回报率会这么高？如果说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也是个充分市场，那么在国际头寸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资本的供给增加，而经济增速降低，则资本的需求减少，为什么资本的价格（利息）不会降低，而是其增长率仍高于经济增长率呢？这个问题令人费解。